篇三 骂名留世
一、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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