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甲状腺检查结果呈阴性之后，马克来找我。他向他的私人医生询问过有关检查的情况，他认为自己可能患上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疾病。这种疾病的特征就是甲状腺素的含量低，症状表现为疲劳乏力和轻度抑郁。
马克的私人医生认为马克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因为他非常清楚马克总是感觉很孤独。他告诉我，马克频繁地在网上搜索这种病的治疗状况，以便为预约体检找到恰当的理由，而他的真正目的是进入医生的办公室聊一聊他的病情。“他好像把我当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这个私人医生说道。
当我和马克一起坐下来时，他承认除了工作上的伙伴和网上一起打桥牌的玩家外，他没有其他朋友。就算是牌友，他也没有真正地与他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工作中，他从不与同事一起吃午饭或者散步，在工作之余他也不联系他们。我问他是否觉得孤单。
“不，独自一个人，我觉得挺好。”他的话并不令人信服。然后，马克告诉我他42岁了，未婚，只有过几次约会。“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喜欢一个人的简单生活。”他说道。
我指出，他花了很多个假日去拜访他的私人医生，这是他唯一的社会交往。
“他是个不错的朋友。”马克说道，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话中暗含的意思。
“看样子你需要一个朋友。”我建议道。
“该有的我都有了。”他答道。
“你的意思是你从你的私人医生那里得到了你需要的一切吗？”我问道。
“他抱怨过我什么吗？”马克似乎受到了伤害。
“一点儿也没有。”我答道，“他很担心你，他觉得你的孤单让你感到不舒服。”
“他关心我，这真是太好了。”他说道，似乎得到了安慰，“不过，这真的没有必要。”他故作镇静。
“当有人关心你时，你感觉很好，是不是？”我问道。
马克耸了耸肩，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对他说，大量研究证明，那些拥有亲密人际关系的人很少发生健康问题，寿命更长，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可能性也极小。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我不一样。”他断言道。
“然而，你身上已经出现了与社会交往过少相关的症状了，比如那些你认为与甲状腺功能减退有关的症状。”
他扬了扬眉毛。马克现在乐于了解得更多，因为他的症状与孤独相关。我告诉他，有一种方式可以切断他的症状和孤独之间可能的联系，那就是加强他的社会交往。
他立刻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我开始给他讲解，眶额皮层、镜像神经元和扣带回皮层这些大脑部位都依赖于人的社会交往。我强调，这些大脑部位有时被称作社会脑，它们能够帮助他更有效地处理应激反应，增强他的免疫系统功能，让他少得病。
关于大脑的这些信息似乎给他的思维打开了一扇窗，至少他开始考虑建立更多与他的健康状况相关的社会联系。他也明白，他可能很快就要去做与自己个性不符的事情。“即使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也没有交过很多朋友。”他指出，“我能做些什么呢？”他试着让我相信他是无法改变的。
马克说他在一个感情淡漠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总是回避对父母的情感依恋，也没有多少积极的人际交往的经验。我描述了神经可塑性的过程，并向他解释如何重塑大脑，从而体验到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那种舒适的感觉。
“学习一种新技能，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说道。
“只是想一想，我就觉得不容易。”他坦承。
我们探讨了如何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做出改变。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与几个人建立了亲密关系，但这不足以促进他的改变。在说了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之后，我指出，要想获益，他必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马克表示，从理性和理智上他能够理解这一点，但对尽力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他深感不安。对他来说，实现从工作交往到在组织性不强的社交情境中拓展社交圈，未免跨度太大。一想到自己会被推入一个首要目的是相互认识的社交情境，他就觉得无法承受。因此，我们的第一步是安排他与其他人一起做事。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兴趣班，在当地的一所社区大学学习计算机课程。
几周之后，马克发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同事待在一起，让他感觉很不错。他非常喜欢学习计算机知识，为此他又购买了一些相关书籍。
最后，马克班上的几个同学让他帮忙解决他们的电脑问题，这给了他早早来到教室的动力，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随着春季假期的临近，他告诉我他对与同伴分离的那一周感到惴惴不安。
他的一个女同学凯伦建议他，放假期间他们俩可以带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在星巴克咖啡厅见面。这个建议让他感到既担心又兴奋，他回复说：“没问题。”
我问他为什么说“没问题”，在做出肯定答复时却用了一个否定词，为什么不说“好啊，这主意很棒”。
马克坦率得让我吃惊：“我有些顾虑，如果我表现得太积极，凯伦会认为我在追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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