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璟继承皇位之后，虽然做了许多改变，但是附骨之痛岂能轻易剔除？
经济政治在隋唐以后呈现高度发展。经济上田税制方法既不能维持均田制租庸调法，而采取以资产课税对象的两税法，进入到“丁随粮行”的格局。因此在用人方面，显然不能再袭用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伴随着经济上一系列政策上的调整，在人才选拔上也相应有了制度上的改变。
每种新的经济体制，必须有种种能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来配合。由隋唐开创的科举制，正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分别呈现了新事态后所形成的结果。
提起科举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教育制度改革上的巨大进步，这一点不假。然而每个时代都会有自身的局限性。隋唐时期的科举制虽然较之前混乱的人才品评制度有了制度上的飞跃，但在具体执行上并没有展现出其应试选拔人才的精髓。
隋朝在长期分立局面之后完成统一大业，然而因为当时氏族大姓势力还过于强盛，而隋朝的创业成功，又是成于北方贵族大姓关系最为根深蒂固的关中、关东一带，所以隋文帝开皇年间虽然有秀才之科，实际上却无求才之意。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改革选举制，创立了进士科，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但为时不久社稷沦亡。一切新规定，只有寄希望于继之而起的李唐王朝。
唐朝沿袭隋朝的科举制度，主要制度为：“由学校者为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
也就是说考试大致分为学校生徒试，乡员试，而这两种构成了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
南唐也开设了许多种类和性质不同的学校。除各州县分别设有学校外，在中央有六学二馆：二馆分别为弘文馆、崇文馆，所收的学生为皇族及大族的显贵子弟，等级最高；六学为国子、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者分别为二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子弟入学之所，而后三者则分别为八品以下、低级官僚子弟及庶人入学之所。
学校的等级分得如此严格，而所学学科又分别按照“身份”的需要互为区别：七品以上，经典为重，八品以下，技术为重。学校教育及所学习的性质不同，显然会先天限制入学者的出路和前途，显然这是科举制度看似公平的表象下的不公平实质。
而这种不公平之所以被后世误认为公平，只不过是由于几种形式上的平等规则将它冲淡了，具体表现为：庶人与皇亲国戚子弟都有机会入学、凡是学校学生想要进入仕途都要经过考试、即使进不了学校也可以参加州县的考试。
但在实践中对于世家大族来说，突然一下子把士族大姓把持人才选拔的局面改过来，叫他们的公子王孙和卑贱的庶人一起考试，显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于是便起着“过滤”的作用。
自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写士族志一百卷，甄别士庶，接着中宗、玄宗、代宗、宪宗、文宗朝等，皆有类似性质的选述。谱学与依品任官有关，至唐代而反而特别兴盛，这就难怪唐代四百余宰相中，大姓崔氏占了三十二，杨氏、杜氏各占十一，卢氏十，郑氏八，其他姓氏如薛柳武氏等也达数十人。
而这些宰相当年正是在家族势力的干预下最终拿到了状元的名次才入仕。可见，门阀之间相互衬托，形成莫大的社会势力，要在取士方面完全不受他们的牵制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寒门下品网开一面的科举，名额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考试及第的人，也不一定可以直接入仕，于是寒门竞奔请托，科举名存实亡。
“开元以后，四海清平，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十十五五戴破帽，骑荐驴，未到门百步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典客者，投其所好，名曰：求知己。呜呼，风俗之弊，至此极矣，科举之弊，至此开矣。”
在这种由大族名士把持的科举制度下，寒门学子要么就是在学校中受技术类科目的学习限制，毕业后从事吏员之类的九流末等职位；要么就是从地方考试中高中，再争相请托名门贵族的提携从而获得官职，而一般的寒门学子即使高中进士也与官场无缘。由此可见唐代科举制度下的不公平一面。
而这种实质不公的科举制度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唐末王献之、黄巢等由于屡次高中进士被摒弃，愤然而起义。再如李山甫、李振等都是由于屡进进士不第，图谋反叛，因此由黄巢暴动而至朱温执政，所有世家大族非遭杀害即是贬黜。唐朝由此走向了灭亡。
表面公平不等于实质公平。百年来门胄高第的社会局面并没有因为隋唐的科举制而遭到打击，反倒是科举制度下的不公平实质带来的社会问题一扫世家大族，这种强烈的社会反弹现象，展现的正是寒门下品长期受到科举不公的压迫与高中不就带来的心理落差。
而如今的南唐也是如此，甚至比之更甚。
俗话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古代文人最得意的两大乐事。然而，金榜题名时远非“洞房花烛夜”来得容易和轻松。要想金榜题名，就必须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因此，科举就成为古代大多数文人实现自己理想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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