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刘宪茹
要是你知道身边还有这样的人，他看上去强大，实质很脆弱，他看上去粗悍，本性却细腻敏感，他多年在风口浪尖激荡，心却一直在孤独里漂流，他想做当代英雄，却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恐惧，他渴望在文学里不朽，却一生都在仕途上旅行，他常说自己心脏有病，却一直死乞白赖地活着，那么他肯定不是别人，就是刘宪茹。
与宪茹认识二十多年，他最初给我的印象并不是这样。那时我在庄河文化馆工作，我的一篇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因为喜欢这篇小说，他和另一个人开车去庄河看我。他们坐在创编室的椅子上，西下的日光打在了他们的后背上，使他们与我相对的脸有些灰暗。他们脸灰暗，身上的装扮却一点都不灰暗，它们不但不灰暗，领带上的领夹、衣领衣襟笔挺处的布丝还闪闪发光。那次见面的细节、心情，大多我都忘了，比如我们谈了什么，我在谈话中有没有语无伦次，他们又是什么时候走的，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只有他们衣服上的光穿透了岁月，一直闪烁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才知道，它们之所以在记忆中闪烁，是我当时太紧张的缘故，我因为紧张而不敢看他们的脸，只顾看衣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现实中看到男人如此西装革履。后来才知道，他们之所以那么早就西装革履，是因为他们是大连开发区人，宪茹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随同他的高奇志是他的秘书。当时是1986年，开发区这个名字就像炸响的春雷一样振聋发聩，不让在开发区工作的人在炸响的瞬间放出奇异的光彩，那是不可能的。
8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文学盛世，陌生人会因为文学这个梦想驱车相见。怀有文学梦想的宪茹在那个时期给了我坚定、有力量的印象，因为一年之后，我的丈夫在沈阳进修回来，无处就业，他毅然承诺帮忙找工作。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我好好写作，身后的所有困难都不是困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他的帮助，我们度过了青年时代最困难的时期。其实当时宪茹自己也在写作，他的《父老乡亲》在《海燕》杂志发表，赢得文坛一片喝彩，他被誉为未来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因为写作，我们常有机会在一起办笔会，那时的他，开朗、快活，领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一唱就是半夜，兴奋之时，还要站起来舞之蹈之，简直疯了一样。那就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大家疯了一样热爱文学，大家因为热爱文学而在一起发疯。但疯是疯，疯够了，还是要静下来谈文学。而只要谈上文学，此宪茹可就不是彼宪茹了，他比任何时候都郑重、庄严，仿佛文学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业，仿佛只要谈论它，我们就变得伟大而神圣。因为他动不动就说出这样的话：要为生命而写作，不要为生存而写作。那时，一个因为写作而改变了生存现状的我，并不能懂得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但有“生命”两个字在里边，立即就有了朦胧的庄严感、敬畏感，立即就觉得文学里边还有我不曾体察的别的什么。
那时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宪茹的内心里除了深藏着对文学的敬畏还深藏了什么，不知道那闪烁在他西装革履背后的光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不知道，就在后来的一些年月里，对他并不美妙的现实处境没怎么关心，比如辞职下海，比如离开开发区。不关心绝不意味不知道他的痛苦，我是说那痛苦的深度我的理解无法到达。那时，他再也不是原来坚定、有力量的他了，他常常神情迷茫、飘忽，他依然西装革履，但因为没一张神采奕奕的脸衬托，人显得格外黯淡；他也谈文学，但那时的文学在他那里只是一个供他逃避现实的港湾，他在港湾里沉溺，如同一只不愿上岸的鹅在水里的沉溺。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以为，他会就此真正沉下去，沉到文学最深的海洋里，用他相对自由一点的身心，用他的一生来打捞属于他的不朽篇章。可是，不是这样，几年以后，他又缓缓回到岸上。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只要热爱文学就必须以文学为职业，其实我错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这里既有命运的摆布又有宿命的安排，宪茹的命运是，他在孩提时代，就怀揣了向外挣扎向上奋斗的理想，在他为理想奋斗的道路上，成为国家脊梁的雄心和写出不朽篇章的雄心同时得到开掘，这样的开掘像两根绳索把他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让他深信只有进入国家这个血管的动脉才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另一面，让他觉悟只有远离主流社会才会看到艺术的真实面目。痛苦的根源正在这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官场失意是因为什么，但我相信一定是某些跟文学有关的自由、真诚和随意在起作用，比如他为了自己一些真实的感受可以随意地放弃。同样，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放弃现实利益，毅然逃到远离现实的港湾经历了什么，但从《原声》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他灵魂在深渊里的艰难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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