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1]：这次访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长的心理等待。我知道，对话与沟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正如您所说，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一种解释。我把这次访谈，当作走近您的一种方式，能走多近，我没有把握。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无论是文学界还是思想文化界，都有许多由文学界引起的论争，譬如说，关于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义问题等。我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价值取向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您并没有介入，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在讲到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时候，正常地都会举您为例。我想，尽管您没有介入，但是肯定会在旁静观默察，肯定会有自己的思考。所以，我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基本想法。当时有一些人也把您归入抵抗这样一个行列，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史铁生：当时的那些观点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我想这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正如你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在市场经济里头，人们比较忽视这样的问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很正常。很可能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这个问题是会被忽视的。至于抵抗，我不大喜欢“抵抗”这个词。抵抗，这好像是被强迫的。
关于终极关怀，我是肯定的。我觉得人类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保持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一旦不存在了，这个社会就会很麻烦。譬如说终极关怀、人文精神，在我看，文学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文学为什么会产生，可能就是因为人有终极疑问。如果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文学存在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人们常常谈到文学的求变问题，求新、创新，我觉得这些年人们说创新说得比较多，但在我看来，社会永远在更新，永远在更新的是题面，里边有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是永远的不变的东西。我觉得文学是在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里头一直在寻找，寻找那个不变的、那个所谓的终极意义。终极的应该是不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文章里写过，我说这就像老师给学生出题，它那个题面一定要变化，它要是永远不变的话，学生照着题答就完了，但是题面变化了的情况下，你还弄不弄懂这个题意，你还能不能找出那个不变的答案？可能也就是上次给我们出的那个题，可那个试卷变了。试卷从古时候到现在不知变了多少回了，但人的生命的意义这一个问题可能是没有变。所有的，不管是商业还是什么里边，到最后人们都要为自己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跟朋友开玩笑的时候说，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就像老师给你出一个考卷，这里边有一道题占六十分，也就是终极的问题，这道题你回答出了就及格，这道题没回答出来，所有的题都回答出了，四十分。
王尧：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家几乎都认为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有许多概括或者描述，譬如说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体本位的；是过程的，而不是目的的。还讲在俗世，同时也能超越俗世，您讲这是心灵的拯救，而不是自我的一种改造。大家习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您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我想问您，您自己觉得怎样表述比较好？
史铁生：这个说起来就会很长……我想是，理想主义曾经可能被理解为比较具体的、比较阶段性的东西。你譬如说，拿一个“家”作比，说我们要买个冰箱，这算不算理想？我们要装修、我们要买房子，这算不算理想？这经常被认为也是一种理想，应该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但是，我想说的理想不是这种理想。这是家政。家政要成为理想的话，尤其是终极理想的话，这事情可能就比较麻烦。就拿爱情作比，如果对爱情的信念没有的话，家政就是一个很物质化的东西。人的本性，或者人的最根本的灵魂处境的这些疑问，需要理想、信仰来解决。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是不是政治改造好了，人就没有困境了？那个困境是什么？一个家庭如果它物质非常丰裕了，之后它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说它自古至今的那个理想是否就解决了？我觉得这可能是通向信仰的问题。这个要用信仰去解决的，是用科学和政治都无法解决的。那么这种理想是什么？我想，我不是说反对科学、轻视政治，这个人间它就需要科学、就需要政治，这一个家庭它也就需要家政。但是除此之外那个根，我们说的所谓终极关怀，就十分重要了。理想，没法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中去实现。它不是能这样实现的，它是靠一条路去实现的，它是靠一个没有终结的一个过程来实现的。理想恰恰是用过程来实现的。
王尧：过程的理想主义……
史铁生：它恰恰是靠过程，它没法靠目的去实现。目的意味着结束，结束了还要什么理想？所以，所谓终极，我看其实是无极。有人说“得到爱情”，得到爱情本身这句式我觉得就成问题，它不是在某一个空间内和某一个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的，它是在一个整个的过程里去实现的。它基本是靠你对爱情的理解、你对爱情的付出。有人说“没有爱情”，这话就很奇怪，你说你“没有爱情”，你说你“没有”的那是什么？你说出来，它就“有”，因为它是一种意识性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在那儿，你去把它拿来，而是要靠你的一生的过程来实现那个东西，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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