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中还吵的不可开交，只不过这些李煜并不想理会。
朝中大臣都拿着朝笏，就李煜一人拿着一本书在哪里看得起劲，关键是这书上记载的都是李璟的过往。
看着上面所写，李璟在保大元年创办了一所学校，名为大唐皇家学校，李煜低声说道：“太山寨了吧，也不对，按时间来看，老爹这也算原创了。”
朝中上下估计也只有李煜一人敢在朝会上这么做了。特别是李煜之前在朝堂上动粗，却没有被责罚之事过后，大家都对晋王这个“不讲道理”、“不辨是非”的粗人无可奈何。
群臣的目光有意无意地避开李煜处，想着眼不见心不烦。
大臣中嚷嚷着起兵讨伐南平者有之，阻止出兵的大臣更是不少。
见商量不出个所以然，李璟无奈之下只能宣布退朝，日后再议。
“众臣退去。”刘公公在一旁呼道。
接着，朝中众臣便一个接一个的退去。
然而李煜却仍然坐在哪，纹丝不动。毕竟李煜正看的入神。
李璟在宣布退朝之后，并没有立即回宫，而是还坐在龙椅上。一般来说，李璟都是等着群臣走后，才起身，以示对大臣的尊敬。
坐在龙椅上李璟，看着还在在自己位置上的李煜，不知怎么的，一股浓浓的怒意油然而生。
这朝堂中，可以有争论，但是在退朝的时候，却是没有人交头接耳，吵闹不堪。而是轻轻起身，轻轻退出宫殿。
所以，李煜以为还在上朝...
李璟握住龙袍，从龙椅上一步一步走下来，脚步轻盈无比，好似生怕打扰了李煜。
“老爹这改革真的蠢，妄自老爹来自后世。”李煜低声喃喃道。
“啪！”
李煜一句脏话脱口而出：“那个眼睛长在**儿上的家伙，敢打老...”李煜“子”字还没有说出口，便看到一脸怒火的李璟在怒视着他。
李煜连忙闭嘴，不解李璟怎么会突然过来打自己。目光左右躲闪，发现四周无人。
李煜这才反应过来已经下朝了。
不过以两人的亲近度，李煜心中也不慌张，只是问道：“老爹，你施行了宏观调控吗？”
李璟：“对。”他明白李煜所说之话，李璟不信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即对国家经济最好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再次是通过制定法规加以约束。
所以在在改革中、李璟对另一种看法更为赞同，那就是政府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介入，实行国家调控，如管仲所主张的“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即国家利用货币、价格和市场等手段来调控经济。
这一点，乃是李璟学自管仲。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走向崩溃，商品经济兴起，政治上又呈现出诸侯争霸的局面，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实现经济发展的突破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管仲于是提出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以实现“兵强、民足、国富”的目标，继而称霸天下，他的想法得到了齐桓公的大力支持。
管仲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有一套系统的政策措施，除了“通权重”即统一货币外，还有“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产业政策，“寓税于价”、“与之为取”的财税政策，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内外贸易，通过降低税收把齐国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达到“以商止战”的目的。管仲甚至提出，在国家财富得到充分积累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侈靡”，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富人的消费，以刺激经济。管仲的经济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功，经过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和调控，齐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有的诸侯国，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赞颂管仲，但孔子的经济思想与管仲却不同，孔子主张仁、义，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更重视对经济的道德干预，孔子的经济思想对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等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主张“富国”，但同时普遍主张对经济不要过多干预。到了汉初，国家从长期战乱中走出来，急需休养生息，相当一部分人更加认同对经济不能过多干预，这就是司马迁提出“善因论”的背景。
所以，李璟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众多的阻力。
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种看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交织并行，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上风，有时候这两种观点也会发生碰撞，产生激烈的交锋。
汉初，政府施行“行仁义、无为而治”的政策，对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很少干预，使商品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继位后，出于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内政、外交连续推出了多项重大举措，尤其是连年对外征伐，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为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汉武帝调整了管理经济的思路，接连推出了多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先是宣布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继而垄断冶铁经营，又任用桑弘羊先后推行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酒榷以及货币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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